《易经》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清朝康熙年间，在华耶稣会士白晋曾对《易经》进行过长达数年的研究著述。1941年，中国报刊公布了收藏于罗马的有关白晋研究《易经》的十条汉文史料。从此，白晋研究《易经》一事受到了中国学者的关注。方豪等人对此进行过考察和评述。由于所依据的资料有限，他们的考察还有待于深入。前不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首次翻译出版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从中，我们发现了许多有关白晋研究《易经》的新的资料。本文根据这些新发现的清代档案，结合其它有关的中外文史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白晋研究《易经》一事作进一步的探讨。

白晋生平

白晋又作白进，字明远，西名布韦(Bouvet)，法国人，生于1656年7月，卒于1730年6月，是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他年轻时就读于一所耶稣会学校，学习了大量的科学知识，了解到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华传敎的成就，很早就向往东方，愿意到中国传敎。

1678年，深受康熙信任、在清廷钦天监任职的比利时传敎士南怀仁，为了进一步推进在华传敎的事业，致信欧洲敎会，请求增派传敎士来华。此时，法国正值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对内竭力扩大中央集权，强化国家机器，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对外频频发动战争，推行殖民政策，很快就成为欧洲的军事强国。法国科学院奉路易十四之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科学考察，派遣很多专家在欧、美、非洲等地进行测量。但在亚洲的印度和中国，由于“保敎权”被葡萄牙控制，这一工作遇到阻碍。得知南怀仁的请求后，路易十四认为这是扩大法国在东方影响的极好机会，立即决定派遣耶稣会士来华。他任命白晋等六名法国耶稣会士为“国王的数学家”，前往东方，“于中国传扬圣敎，并访查民情地理，以广见闻。”(1)

1685年3月，白晋等六名耶稣会士携带大批数学和天文仪器，登舟启行，前来中国。途经暹罗时，其中一人被暹罗国王挽留，其余五人继续前行。康熙二十六年六月(1687年7月)白晋等人抵达宁波。浙江巡抚拟将他们递解回国。南怀仁向康熙奏明: 此五人深通历法，系法王所派，应当留用。康熙立即下令: “洪若等五人内有通历法者亦未可定，着起送来京候用。其不用者，听其随便居住。”(2)

第二年年初，白晋一行进入北京。康熙接见了他们，赏赐白银每人50两，将白晋和张诚留在北京，为宫廷服务，其余三人去外地居住。从此，白晋开始了他长达数十年的在华传敎的生涯。

留京之后，白晋刻苦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不到一年，他就熟练地掌握了满语，以后又学会了汉语。此时，康熙对西学兴趣甚浓，令白晋和张诚用满语进讲欧洲科学，并指定两名擅长满语和汉语的内廷官员协助他们准备讲稿，提供语言文学方面的帮助。

首先进讲的是《几何原理》。每天早晨，上驷院便备马将白晋、张诚接到宫中，在皇上用餐的地方进讲。白晋、张诚口授讲稿，康熙认真听讲，反复练习，亲手绘图，有不懂的地方立即提问。两三个小时之后，进讲结束，康熙又把讲稿留在身边，反复阅读。这样学习了五六个月，康熙“精通了几何学原理，取得了很大进步，以至于一看到某个定律的几何图形，就能立即想到这个定律及其证明。”(3)接着，康熙又令白晋、张诚用同样的方法进讲应用几何学。每当学习到几何学中最有价值的知识时，康熙总是怀着浓厚的兴趣，把这些知识应用于实际，并练习数学仪器的操作。

几何学的进讲结束之后，康熙对于自己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感到由衷的高兴，对白晋、张诚的工作感到十分满意。他下令将他们的两份讲稿由满文译成汉文，印刷成书，并亲自执笔撰写序文，刊载于两书的卷首。

此后，白晋、张诚又应康熙的要求，准备哲学讲稿。主要资料源于杜哈梅尔的《古今哲学》。由于康熙患病，进讲未能实行。康熙仅通读了有关逻辑学的讲稿。在这种情况下，白晋、张诚停止了进讲哲学的计划，代之以既适合康熙健康状况，又能满足其特殊兴趣的工作--介绍西方医学。他们编写了一份人体解剖学讲稿，介绍了欧洲有关这门学科的新发现。他们还用欧洲的医学理论向康熙讲解他患病的生理原因。在短短的二三个月内，他们写了近30篇医学短文，供康熙阅览。其中一篇关于化学药剂的短文引起了康熙的兴趣，要求试制。为此，白晋、张诚参照法国皇家实验室的药典，在康熙为他们特建的实验室里进行试制。三个月里，他们制作出了多种西洋药品。康熙极其高兴，并指令所制药物归他支配使用。

传敎士们的工作令康熙十分满意。康熙三十一年(1692)，在康熙本人的授意下，礼部议奏:

西洋人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敎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4)

康熙立即批准了这道“议奏”。从此，禁敎令废除，传敎士可以在中国自由传敎。传敎士们欣喜异常，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康熙希望有更多的传敎士来华为清廷服务，特命白晋出使欧洲，招募新的传敎士。

康熙三十二年(1693)，白晋携带康熙赠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珍贵礼物，踏上了返欧的旅程。途中，白晋饱经风波，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才抵达法国。为了获得路易十四的重视和支持，白晋写了一份呈送给国王的报告，用美好的语言介绍了他所了解的康熙帝及中国。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皇帝历史书像》，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产生了很大影响。中文版的书名为《康熙皇帝》。在这份报告中，白晋颂扬了康熙的文治武功，述说了康熙的思想、性格、爱好，介绍了康熙对西学的兴趣和对耶稣会士的重用，称赞康熙“有高尚的人格、非凡的智慧，更具备与帝王相称的坦荡胸怀；他治民修身同样严谨，受到本国人民及邻国人民的崇敬。从其宏伟的业绩来看，他不仅威名显赫，而且是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帝王。”(5)

1698年，白晋顺利地完成了招募新传敎士的使命。法王路易十四批准安菲特里特号商船首次航行中国。白晋携带法王回赠给康熙的礼物，乘坐此船返回中国。同行的有他招募来的耶稣会士巴多明、马若瑟、雷孝思等人。他们后来在华传敎多年，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经过八个月的艰难航行，1698年11月，他们到达广州，受到广州官府的热情接待。马若瑟在寄给欧洲的信中写道: “我们住在官办的驿站里。中国人把这种专门接待来往朝廷命官的驿站称为公馆。广州比巴黎大，人口至少和巴黎一样多。”(6)

得到白晋回国的消息，康熙十分高兴，特派传敎士刘应、苏霖从北京到广州迎接。此后，白晋继续以自己的科学知识为康熙服务，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参加康熙组织的测绘全国地图的工作。

康熙二十七年(1688)，传敎士张诚、徐日升以译员身份参加中俄尼布楚谈判。他们携带的亚洲地图发挥了作用，使康熙认识到地图的重要性。此后，康熙亲征噶尔丹、出巡塞北，张诚、徐日升都随驾前往。途中他们一面给康熙讲解自然科学，一面在各地测量经纬度数，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康熙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测量，绘制全国地图，四十七年(1708)，康熙命白晋、雷孝思、杜德美测绘长城。一年后，白晋等人完成了测量工作，绘制了一幅长城及其附近河道图。康熙阅后，十分高兴，又令他们测绘东北地区、直隶各地，并增派传敎士费隐参与此事。这项工作，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月开始，至四十九年(1710)五月结束，所绘地图，甚为精密。五十年(1711)，白晋等人又奉康熙之命，测量中国西部直至哈密地区。与此同时，康熙派其他传敎士分赴各省测绘。五十七年(1718)，各省测绘完毕，康熙又派曾向传敎士学过测绘技术的两名喇嘛前往西宁、拉萨等地，测绘西藏及附近地图。最后，白晋等人将这些地图加以审定，汇成总图，进呈御览。这就是《皇舆全览图》。康熙十分满意，五十八年(1719)二月，他向内阁学士蒋廷锡谕道: “《皇舆全览图》，朕费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俱与禹贡相合，尔将此全图，并分省之图，与九卿细看，倘有不合处，九卿有右者，即便指出，看过后面奏。”此后，九卿奏道: 《皇舆全览图》乃“从来舆图所未有也。”“此诚开辟方员之至宝，混一区夏之钜观，昭揭日月，而万世不刊者也。谨将原图恭缴，伏求颁赐。得旨，图着颁发。”(7)

《皇舆全览图》在科学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7-18世纪时，欧洲各国之全国性测量，或尚未开始，或未完成。而中国有此大业，亦中西学术合作之一大纪念也。”(8)此图在康熙末年已有木刻本，雍正四年(1726)收入《古今图书集成》。意大利传敎士马国贤返欧时将此图带到法国，由法国著名制图家制成铜版，印刷成精美的地图。从此，欧洲人对中国的地理有了比较正确、完整的了解。

白晋曾向法王路易十四汇报: 康熙帝“是喜爱和尊重我们的。因此在个别场合，他不隐藏对我们的好感；在公开场合，也经常给我们特殊恩遇。”(9)然而，康熙末年，因礼仪之争清廷与敎廷决裂，康熙愤怒地下了禁敎令。雍正元年(1723)十二月，浙闽总督觉罗满保疏奏: “西洋人在各省起盖敎堂，潜住行敎，人心渐被煽惑，毫无裨益。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门。”(10)雍正批准了这道奏疏，在全国范围内封闭敎堂，驱逐传敎士，厉行禁敎。中国天主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白晋等为清廷服务的傅敎士虽未受到迫害，但不免痛心疾首。雍正八年(1730)五月，白晋病逝于北京，终年74岁。

白晋研究《易经》的缘起

白晋是以“国王的数学家”的身份来华传敎的，为何要研究《易经》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得从耶稣会的傅敎策略谈起。

从利玛窦开始，来华耶稣会士深知，面对一个强大富庶的东方古国、一个以儒家学说为统治思想的礼仪之邦，绝不能像在美洲那样用武力传敎，而要以学术叩门而入，用西洋的科学技术、工艺美术引起士大夫们的注意和敬重；争取士大夫直至皇帝等统治阶层人物的支持；在天主敎敎义和儒家学说之间寻找共同点，合儒、补儒，以适合中国习俗的方式传敎。因此，他们从踏上中华大地起，便身着儒服，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潜心研读中国经籍，以一介“西儒”的身份，一步步融入中国社会之中。

对于学经与传敎的关系，中国敎徒有切身体会，曾作过明确的解释。例如夏大常就认为，传敎士必须先熟读中国的典籍，方可识透中国的本性，惟有如此，在中国宣敎才有可能成功。他在《礼记祭礼泡制》中指出:

若要免人妄证，须先明透中国本性之情；若要明透中国本性之情，须先博览中国之书籍。中国之书籍，即为中国之本性也，未有不读中国之书籍，而能识中国之本性者；亦未有不能识透中国之本性，而能阐扬超性之理于中国者。

他还进一步强调在对中国的士大夫传敎时，必须利用中国的典籍。他说:

若对中国读书之人讲道解经，开口便要博引中国古书为证。若是能引中国书籍，出自何经，载在何典，他便低首下心，无不心悦诚服；若不详引中国书籍，辩析他心，纵有千言万语，他心不服，纵谈超性妙理，他心亦不能知，他或纵然当面奉承，背地尚加毁谤矣! 必须多读中国书籍，方能开引人心矣!(11)

利玛窦就曾潜心钻研儒家经典。明末思想家李贽称他:

住南海肇庆几二十载，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请先辈与订音释，请明《四书性理》者解其大意，又请明于《六经疏义》者通其解说。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12)

利玛窦在上明神宗疏中也自我介绍道: 曾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淹留肇庆、韶州二府十五年，颇知中国古先圣人之学，于凡经籍，亦略诵记，粗得其旨。”(13)

利玛窦在天主敎敎义与儒家学说之间寻找共同点，利用儒家经典来论证和阐明天主敎敎义。例如他指出:

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 “郊社之礼，以事上帝也。”朱注曰: “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窃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为二，何独省文乎? <周颂>曰: “执兢武王，无兢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又曰: “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颂>云: “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只。”《雅》云: “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 “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乎? 《礼》云: “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又云: “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汤誓>曰: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金滕>周公曰: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则不以苍天为上帝可知。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14)

利玛窦不厌其烦地引用儒家经籍，其目的是为了表明，天主敎与儒学宗旨是相脗合的。天主敎所宣扬的思想，在中国早已有之，信奉天主敎并不违背中国的古法。

耶稣会士们不仅刻苦研读中国经籍，而且将中国经籍译成西文，寄往欧洲。16世纪末，利玛窦率先将中国的《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17世纪初，金尼阁将《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刊印，成为中国经籍最早刊印的西文译本。此后，殷铎泽(Prosper Intercetta)、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合译《大学》为拉丁文，取名为《中国的智慧》，于1662年在建昌付梓。二人又合译《论语》。殷铎泽还将《中庸》译成西文，取名为《中国政治伦理学》，在广州和印度刊印。

1681年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由中国返回欧洲。1687年他在巴黎刊印《中国哲学家孔子》，中文标题为《西文四书解》，内容包括中国经籍导论、孔子传和殷铎泽、郭纳爵翻译的《大学》、《论语》、《中庸》。此后，卫方济(Franciscus Noel)以拉丁文译《四书》及《孝经》、《幼学》，并以拉丁文着《中国哲学》。这批研究中国经籍的作品，都于1711年由布达格大学图书馆刊印出版。

与众多的耶稣会士一样，白晋深信要想使中国的文人和上层人士皈依天主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努力证明基督敎敎义与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并不矛盾，二者可以兼容互补。与众多的耶稣会士不同的是，白晋认为中国的古代经典所表述的思想不仅与基督敎敎义完全脗合，而且是基督敎的最古老的文字记载。从这些记载中，人们不但可以悟出基督敎敎义，还可以找到后来记载在《圣经》中的故事和人物。“圣言降生成人的奥秘，救主之降世与死亡，圣职之功能，均以一种先知预言方式蕴藏于中国古代宝贵的钜着中。”(15)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的经籍包含有两层意义，即表层的意义和深层的意义。表层意义是中国人所理解的字面意义；深层意义则为中国人所不解，只有深刻理解基督敎敎义，信奉基督敎，并对《圣经》极为熟悉的人才能发现和理解。为此，他对中国的经籍尤其是《易经》进行了一系列独特的研究。他认为《易经》是诸多中国古籍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种。基督敎的一切奥秘、基督敎神学的一切敎义和基督敎伦理的一切箴言，都可以在《易经》和另外一些中国古籍中找到。《易经》的作者是伏羲，而伏羲实际上乃是亚当长子该隐的儿子埃诺克。(16)

白晋的这种观点就是索隐派(或称形象学派、旧约象征派，西文为Figurists)的观点。它的出现与礼仪之争直接相关。为了便于在中国传敎，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批耶稣会士顺从中国礼俗，对于敎徒的祀祖、祭孔、敬天均不禁止。但是，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一部分传敎士则斥为不当。他们反对利玛窦的做法，指责中国的敬天、祀祖、祭孔为偶像崇拜。各派之间在明末就展开礼仪之争，此后越演越烈，于康熙中期以后达到高潮。(17)

这场礼仪之争暴露出来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它不仅反映了天主敎在华各修会之间的分歧和摩擦，而且反映了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为争夺远东利益而势不两立的敌对情绪，又反映了罗马敎廷与殖民主义世俗国家争夺东方敎权的明争暗斗。它导致了康熙与罗马敎廷的严重争执，在东西方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18)

康熙三十二年(1693)，巴黎外方传敎会会士、福建宗座代牧颜裆(Charles Maigrot)下令不许中国敎徒祭祖敬孔，并上书敎皇，请求禁止。康熙三十九年(1700)，耶稣会士闵明我(Philippus-Maria Grimaldi)等人联名上疏，表明他们对祭祖敬孔的看法，请求康熙圣裁。康熙批示:

这所写甚好，合乎大道。敬天地，事君亲，敬师长，是天下通义。就是这样，并无可改之处。(19)

耶稣会士们立即将这个批示送往罗马。罗马敎皇无视康熙的意见，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遣使来华，禁止中国敎徒祀祖、祭孔、敬天。敎皇的禁令和颜裆的行为，引起了康熙的极大愤怒。康熙重申，祀祖、祭孔、敬天是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风俗习惯，不是迷信，决不能废弃。因此，他拒绝了敎皇使节的要求，明确宣布: 凡传敎士愿照清政府的规定、遵从利玛窦的规矩安分传敎者，可以领取信票留在中国，否则一律离境回国。耶稣会士们左右为难。如果执行敎皇禁令，他们在华传敎事业必将陷于绝境。但是，作为耶稣会士，他们又不能对敎皇的禁令置若罔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耶稣会士迫切希望能从中国的经籍中找到基督敎的踪迹，证明中国人所信奉的哲学与他们的信仰有着内在的联系，以此说服反对派，继续按照他们的策略进行传敎。白晋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早在入华之初，白晋就已开始学习《易经》。1693年他奉康熙之命回国，1697年在巴黎作了一次演讲，把《易经》视为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合理、完美的哲学。他说:

虽然(我)这个主张不能被认为是我们耶稣会传敎士们的观点，(……)然而我敢说这个被阎裆(harles Maigrot)所诘难的主张是非常真实的。(……)中国哲学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样完美。(……)《易经》这本书蕴含了中国君主政体的第一个创造者和中国的第一位哲学家伏羲的(哲学)原理。

他还明确指出，他研究《易经》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传播天主敎。因为--

除了使中国人了解我们的宗敎同他们那古代的合理的哲学是多么的一致外(因为我承认其现代哲学不是完美的)，我不相信在这个世界还有甚么方法更能促使中国人的思想及心灵去理解我们神圣的宗敎。(20)

回到中国之后，白晋更加刻苦地研读中国经籍。康熙四十二年(1703)，他编撰了一部《古今敬天鉴》，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以中国经书所载之言，证明儒家学说与天主敎敎义相符。例如，天主敎认为宇宙之内，必有一自有无形无像造天地万物之主宰。中国的《诗经》中有“皇上帝”；《易经》中有“帝出乎震”，等等。下卷以经文、士俗、习俗相符相对者，以证明其与天主敎敎义相合。如天主敎认为天必有主，民俗有“头上有老天爷作主”，士俗有“上有青天”，经籍则称“有皇上天”。康熙四十二年正月，经筵讲官礼部尚书韩菼为这部书作序，声称:

予观西洋诸君所辑天学本义一书，见圣朝声敎之隆，渐被海外，远人亦知慕义向风，服古训，为可嘉焉。夫经之言天者详矣，尊之以照临，假之以视听，征之以祸福，煦妪发育，包含遍覆，上而皇极之大，小而品物之细，无一不本之于天。(……)圣朝继天立极，则阳敷治，而天之用益显。故世之善言天，必有验于人，而敬天敬君，其义一也。此书荟萃经传，下及于方言俗语，然其旨一本于敬天，亦可垂敎远裔，使夙夜只畏，承上天之明威，而修身以事之，亦愈以信中国之有圣人，一统无外，而风俗大同之盛也。(21)

康熙五十年(1711)，来自于罗马天主敎廷传信部的传敎士德里格(Teodorico C M Pedrini)和马国贤(Matteo Ripa)由广州进入北京，在畅春园觐见，开始服务于清廷。这是非耶稣会的天主敎团体首次进入宫禁，得以接近皇帝。罗马传信部直接受命于罗马敎皇，在中国人祭孔祭天的礼仪问题上与耶稣会有不同的见解。传信部的传敎士进入宫廷禁地，自然会引起那些受康熙信任的在朝耶稣会士们的极大关注。

在礼仪之争的背景之下，在德里格、马国贤“入值内廷”，希望改变康熙态度的重要时刻，白晋加紧了对《易经》的研究著述，力图在《易经》中找到中西文化的结合点，坚持耶稣会的传敎策略。他的做法既反映了耶稣会士尊重并了解中国文化的一贯主张，也是耶稣会士为了抵制来自敎廷的干预，争取康熙的支持而采取的积极行动。(22)

康熙对白晋研究《易经》的指导和评价

清廷对白晋的研究颇为关注，大力支持。康熙五十年(1711)四月，白晋向清廷提出: “江西有个西洋人，曾读过中国的书，可以帮得我。”康熙立即传旨: “着带信去将此人叫来。再: 白晋画图用汉字的地方，着王道化帮着他料理。……如白晋或要钦天监的人，或用那里的人，俱着王道化传给。”(23)

白晋所说的江西的西洋人就是傅圣泽。傅圣泽(《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译为富生哲)字方济，康熙三十八年(1699)入华，先后传敎于福建、江西。他刻苦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希望在中国象形文字中发现有关天主敎敎理的痕迹，在中国经书中发现救世主的预言。他的看法与白晋有相似之处。因此，白晋特推荐传圣泽与之合作。

傅圣泽和江西巡抚对此极为重视。五月三日，江西巡抚郎廷极接到谕旨，立即派人召见傅圣泽。此时，傅圣泽患病初愈，不能乘骑。江西巡抚便安排船只，由水路护送进京。五月十五日，傅圣泽登舟启行。(24)

传圣泽尚未到京，白晋早已开始著述。康熙五十年(1711)五月二十二日，武英殿总监造和素将白晋所写的研究《易经》的文稿进呈御览。康熙阅后，批示:

览博津〔白晋〕引文，甚为繁冗。其中日后如严党〔颜裆〕、刘英〔刘应〕等人出，必致逐件无言以对。从此若不谨慎，则朕亦将无法解说。西洋人应共商议，不可轻视。(25)

从这个批示中我们可以看出，康熙授命白晋研究《易经》一事与礼仪之争直接相关。虽然他对白晋的研究不太满意，但关怀备至。为了访止白晋被颜裆、刘应等人抓住把柄进行攻击，康熙要求传敎士们高度重视，共同合作，集思广益。这表现了康熙对耶稣会士的关爱之情。

和素立即召集传敎士传达康熙的旨意。五月二十五日，和素向康熙帝奏报:

即召苏琳、吉利安、闵明鄂、保忠义、鲁伯佳、林吉格等至，传賨谕旨。苏琳、吉利安、闵明鄂等共议后报称: 凡事 皇上敎诲我西洋人，笔不能尽。以博津撰文内引言，甚为繁冗，故谕日后如严党、刘英等人出，恐伤害我，不可轻视，着尔等共议。钦此。洪恩浩荡，实难仰承。是以我等同心，嗣后博津注释《易经》时，务令裁其繁芜，惟写真情，奏览皇上。所写得法，随写随奏；所写复失真，不便奏皇上阅览，即令停修。

康熙高兴地批示: “这好。”(26)

不久，白晋进呈改写后的文稿。康熙阅后仍不满意，认为是内容庞杂，意义各异，很可能加剧传敎士内部的纷争。六月初七，他朱笔批示:

该书内所引事项甚多，但全篇文章、书名、前后初终始末，其意义各异，倘若择其一二句暂为依据，则于和尚、道士、喇嘛等经内，何样好句无有，选用之不尽，现在可用也。尔等敎内之人议论万事，乱无决断。此一二句，虽略近于理，但全篇文章学问各异，日后难以回答。朕为此甚忧，故退回此书，着尔等详议具奏。(27)

接到皇上论旨和退回的书稿后，和素再次将传敎士召集起来，传达圣旨，了解情况。六月十日，和素向康熙奏报:

远臣苏琳、吉利安等跪读皇上谕旨: 至博津所着《易经》内引言，恐日后必为本敎人议论。钦此。将书退回。臣等同详议: 皇上洞察细微，深爱臣等，为我等深谋，臣等感激无地。惟臣等均不谙《易经》，故先颁旨，俟江西人富生哲至，再与博津详定，俟皇上入京城，进呈御览。为此谨奏。请皇上指敎。(28)

由此看来，苏琳等人已感能力有限，难以使康熙满意，寄希望于傅圣泽的到来。

康熙对白晋的研究的不满，不仅表露在他对白晋的公开批评中，而且还反映在他与和素等人的讨论之中。五十年(1711)五月十一日，他在和素、王道化的奏折上批示:

览博津书，渐渐杂乱，彼只是自以为是，零星援引群书而已，竟无鸿儒早定之大义。(……)将朕所写之言，尔二人知之便罢，勿得告知于博津。(29)

六月十六日(1711年7月31日)，康熙又向和素谕道: “博津之《易经》看不懂，不知尔等懂否? ”六月十九日，和素回奏: “奴才等留存博津所着《易经》数段，原以为其写得尚可以。奴才等读之，意不明白，甚为惊讶。皇上颁是旨，始知皇上度量宏大。奴才等虽无学习《易经》，虽遇一二难句，则对卦查注，仍可译其大概。再看博津所着《易经》及其图，竟不明白，且视其图，有仿鬼神者，亦有似花者。虽不知其奥秘，视之甚为可笑。再者，先后来文援引皆中国书，反称系西洋敎。皇上洞鉴其可笑胡编，而奴才等尚不知。是以将博津所着《易经》，暂停隔报具奏，俟皇上入京，由博津亲奏。”康熙批示: “是。”(30)

康熙从小就笃好经书。他曾回忆说: “朕八岁登极即知黾勉学问，彼时敎我句读者，有张、林二内侍，俱系明时多读书人，其敎书惟以经书为要，至于诗文，则在所后。”(31)他熟读经书，“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施行”。(32)他却看不懂白晋研究《易经》的文稿。

和素才华横溢，是著名的满文翻译家，与徐元梦同被康熙称为“见今学翻译者无能过之。”(33)满文《西厢记》、《金瓶梅》就是出自他的手。(34)他能用满文将《易经》“译其大概”，看白晋的文稿及其图，“竟不明白”，这说明白晋的文稿不仅是内容庞杂、意义各异，主要还在于“竟无鸿儒早定之大义”，“援引皆中国书，反称系西洋敎”，“可笑胡编”。然而，康熙仍然支持白晋进行研究，这说明康熙确如和素所说“度量宏大”。

六月二十三日，傅圣泽抱病来到北京。康熙将傅圣泽安排在白晋居所，并令和素前往探望，了解情况。和素问傅圣泽: “如何学《易经》? ”傅圣哲回答: “我在江西无事，故学中国书。时通览《五经》，其中《易经》甚为奥秘，倍加勤习之，故今略知其大概。”和素又将被康熙退回的白晋研究《易经》的文稿给傅圣泽看，征求傅圣泽的意见。傅圣泽谨慎地答道: “该《易经》意甚深奥，我一时难断是非。现在我泻肚，待病稍痊，入内详阅后再告诉。”(35)

身体稍有好转，傅圣泽便协助白晋研究《易经》。对此白晋写道: “臣白晋前进呈御览《易学总旨》，即《易经》之内意与天敎大有相同，故臣前奉旨初作《易经稿》内，有与天敎相关之语。后臣傅圣泽一至，即与臣同修前稿，又增几端。”(36)

七月五日，康熙对王道化谕道: “白晋所释《易经》如何了? ”并言:

白晋释《易经》，必将诸书俱看，方可以考验。若以为不同道则不看，自出己意敷衍，恐正书不能完。即如邵康节乃深明易理者，其所言占验，乃门人所记，非康节本旨；若不即其数之精微以考查，则无所倚，何以为凭据? 尔可对白晋说: 必将古书细心较阅，不可因其不同道则不看。所释之书，何时能完? 必当完了才是。(37)

这是康熙对白晋研究《易经》的具体指导。它表明康熙十分注意耶稣会士在研究中国经籍时的态度，提醒他们注意决不能断章取义。

与此同时，康熙命理学名臣李光地等人编撰有关《易经》的著作，名为《周易折中》。该书书稿于康熙五十二年至五十三年(1713-1714)陆续进呈，五十四年(1715)刻成。它参考了朱熹的《易学启蒙》和《周易本义》，阐释了朱熹的学说。

通过康熙的中介，白晋和李光地都曾读过对方的研究成果。李光地曾就此向康熙奏道:

本月初八日，接魏廷珍、王兰生手札，蒙皇上发出西洋图样三幅，图说一篇，命臣观看，钦此。臣反复累日，粗得意旨，大抵与比例数同根，而用先天加倍之法，则从前所未闻，其与八卦、六十四卦之位相应处，尤为奇巧。(38)

白晋也对李光地的书稿作过评价。王道化曾向康熙奏报:

初九日，恭接得上发下大学士李光地奏折一件，并原图一幅，说册一节，即与白晋看。据白晋看，拜读之下，称深服大学士李光地精通易理，洞晓历法。我皇上贯彻古今，凡理数之学，尤加详密。今大学士如此博学，真圣君贤相也。(39)

白晋、傅圣泽潜心研究《易经》标新立异，康熙虽然不赞赏他们的方法和观点，但“度量宏大”，支持他们继续研究。可是，在传敎士内部，他们却受到阻挠。传敎士们大都认为，中国人或是无神论者，或是迷信者。《易经》本身和中国学者对《易经》的注释都充满了迷信。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传敎士远涉重洋，前来敎化。而按照白晋的说法，中国人的祖先则成了最早的基督徒，中国人“认识”基督敎更在耶稣降生之前。这样的观点他们是无法接受的。

当时在华的耶稣会会长担心，一旦康熙接受白晋、傅圣泽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古代经典都是包含有基督敎真谛的圣书，就会导致否认上帝启示的恶果。因此，他禁止白晋、傅圣泽在与康熙讨论《易经》时表明他们的这种观点，只准他们向康熙汇报研究《易经》中有关天文、历算方面的成果。他还指定专人负责审查白晋、傅圣泽呈送给康熙的每一份文稿，并要求白晋、傅圣泽: “尔等所备御览书内，凡有关天敎处，未进呈之先，当请旨求皇上俞允其先察详悉。”(40)因此，白晋不得不向康熙奏报:

臣二人久曾专究《易》等书奥意，与西士秘学古传相考，故将己所见，以作《易稿》，无不合于天敎。然不得不遵会长命，俯伏祈请圣旨。(41)

白晋、傅圣泽的研究既受到会长的干预，又因二人意见不一，而难以顺利进行。傅圣泽不完全同意白晋的观点，开始转向天文和数学方面的研究。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他向康熙奏报:

臣傅圣泽系外国迂儒，不通中国文义，蒙我皇上洪恩，命臣纂修历法之根。去岁带至热河，躬亲敎导，实开茅塞。《日口》已完，今岁若再随驾，必大获益。……即速作《历法》之书，可以速完，草成《月离》。候驾回京，恭呈御览，再求皇上敎导。谨此奏闻。(42)

据当代学者统计，截至1719年，傅圣泽共写了8篇有关天文学的文章。(43)

康熙也逐渐对他们的研究失去兴趣。五十五年闰三月二日(1716年4月23日)，他在上论中说道: “白晋他作的《易经》，作亦可，不作亦可；他若要作，着他自己作，不必用一个别人，亦不必忙；俟他作全完时，再奏闻。”(44)由此可见，康熙虽然兴趣减弱，但“度量宏大”并未改变，仍给白晋以充分的学术自由。

白晋、傅圣泽合作研究《易经》一事虽然不了了之，但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二人对中国经籍的研究，无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具体事例。但他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天主敎，他们的会长进行干预也是为了天主敎。耶稣会士们之所以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就是为了传播天主敎。介绍西学、研究汉学，是他们的手段，而决非目的。尽管他们曾花费很大的精力从事传播西学、研究汉学的活动，但毕竟不能与把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作为唯一职业的学者相比。宗敎价值观和强烈的传敎目标使他们难以做到无保留地介绍西学、客观地研究汉学，而只能借助于传敎。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但逍并不意味着传敎士是完美无缺的传播主体，历史的选择虽然是唯一的，但不一定是尽善尽美的。”(45)

白晋的《易经》研究虽然“竟无鸿儒早定之大义”，也就是说没有准确反映当时中国正统的儒家思想，但是仍有很多有见地的看法。他用数学的方法解释《易经》就得到了康熙的赞赏。康熙曾向王道化谕道:

白晋作的数，甚是明白。难为他，将新作的释天尊地卑图，得先天未变始终之全数、法并图留下。《易经》明日伺候。(46)

有学者认为“白晋对《易经》象数学的研究，应是促成李光地等人在编撰《周易折中》时添入许多数学内容的重要原因。”(47)

白晋与莱布尼茨关于《易经》的通信

莱布尼茨(Gottried Wilhelm von Leibniz)是德国近代哲学家、杰出的数学家、数理逻辑的创始人。他1646年出生于莱比锡，15岁时进入莱比锡大学学法律，20岁写出了法学博士论文。1672-1676年他作为外交官居住在巴黎，在1676年完成了微积分的发明。在此期间，他结识了科学家惠更斯和哲学家马勒伯郎士等人。此后四十年，他一直居住在汉诺威，从事哲学和科学研究，1716年在汉诺威逝世。他在哲学上贡献很大，在科学上以发明微积分(与牛顿同时)和二进制而著称于世。

在莱布尼茨出生之前，欧洲通过入华传敎士的报告对中国开始有所认识。1660年已有数本报道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书籍在西方刊行。莱布尼茨博览群书，曾与好几位入华传敎士交谈通信，甚至想亲自访问中国，与中国学者交谈。他还学了些汉文。他发明二进制后发现这种数学也反映在《易经》的卦象之中。他与白晋建立了联系，两人经常通信。这些信件保存在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档案馆，是研究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

白晋与莱布尼茨的联系始于1697年。当时，白晋正奉康熙之命出使欧洲，招募新的传敎士。美国学者孟德卫认为:

莱布尼茨和白晋的联系出于双方的策略，由双方共生: 一方面，白晋需要莱布尼茨的名声和聪明才智；另一方面，莱布尼茨也需要白晋的汉文知识和他与康熙皇帝的接触。白晋需要支持他的传敎事业，比如，他需要四五个传敎士伙伴为中国经书编写新注释，为欧洲人编一本新汉文辞典。他希望莱布尼茨靠他在欧洲的地位影响路易十四的耶稣会士忏悔神父蔡思(F Chaise)和秘书维尔尤斯(A Verjus)，以寻求法文资料方面的援助。反之，莱布尼茨需要基督敎全球事业中耶稣会士的合作。(48)

1697年，白晋在欧洲读到了刚刚出版的莱布尼茨主编的《中国近况》一书，感到非常高兴。10月18日，他提笔给莱布尼茨写了第一封信，对莱布尼茨表示钦佩，并寄赠他一本自己所撰的《康熙皇帝传》。12月2日，莱布尼茨通过维尔尤斯转交给白晋一封回信。在信中，他感谢白晋的赠书，希望今后多通信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并请白晋同意将《康熙皇帝传》收入以后的《中国近况》中。白晋愉快地答应了。于是，《康熙皇帝传》印上了1699年版的《中国近况》中。从此，白晋与莱布尼茨开始了频繁的通信。

1698年2月28日，白晋在完成了康熙的使命即将离开欧洲返回中国之前，给莱布尼茨写了一封信，谈到了《易经》，并扼要叙述了对中国历史的看法。白晋认为，伏羲所制的八卦实际上是中国语言和文化最初的文字符号，即基本的语言单位。他让莱布尼茨到传敎士柏应理写的《孔子与中国哲学》中去查这些远古文字符号。

回到北京之后，白晋继续给莱布尼茨写信。在1700年11月8日的信中，白晋称赞《易经》是中国一切科学和哲学的源头，它高于当时欧洲的科学和哲学。白晋把中国的起源放到18世纪之前三四千年的那个时代，把伏羲称作第一个立法者。白晋认为，四千多年前中国古人的知识和西方圣贤的知识之间，有着很多的一致。伏羲所创制的八卦，就像西方赫耳墨斯代表的极端抽象的图案一样，是相同意思的一般符号。

1701年2月15日，莱布尼茨给白晋写了一封信，向白晋详细介绍了他发明的二进制数学，系统列出了二进制数与十进制数对照表。他还对二进制作了宗敎上的解释，把“1”视为完美无缺的“上帝”，把“0”视为空无所有的“无”，二者构成宇宙间的一切，并认为这个发现不仅对于基督敎十分重要，而且对于重视数的科学的中国科学家乃至康熙皇帝都十分重要，建议白晋把二进制及其重要意义介绍给康熙皇帝。

1701年11月4日，白晋从北京给莱布尼茨回了一封信，提到了二进制的有关问题，并附寄了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他认为莱氏二进制所依据的原理就是中国古代数的科学所依据的原理，并把易卦中的阳爻“一”比作二进制中的“l”，把阴爻“--”比作“0”，他声称伏羲的八卦是一切智慧源泉，莱氏不应将他的二进制视为打开了科学大门的新科学，因为中国的伏羲早已发明了。他还说他本人对易经进行过多年的研究，从中隐约看到了二进制的结构，他对伏羲的卦爻非常推崇，对莱氏的研究成果深表钦佩，认为二者有不谋而合之处。

白晋的这封信使莱布尼茨确信二进制与中国的《易经》有着内在的联系。他更加坚信二进制是一种完全正确并且极有意义的发明。1703年4月，他将自己的论文<关于二进制算术的说明，并附其应用以及据此解释古代中国伏羲图的探讨>提交给法国皇家科学院。“这篇文章以简略地介绍他的二进制算术(他称之为“二倍的几何级数”)开始，接着介绍他的二进制与有着四千年历史的伏羲的卦之间的某些共同之处。莱布尼茨的材料几乎全部取自白晋的信，特别是1701年11月4日的信。(……)除此之外，他准确地介绍了白晋的思想。”(49)5月18日，他给白晋写了一封回信，进一步讨论了二进制与《易经》的关系。此后，法国皇家科学院发表了莱布尼茨的论文，使莱布尼茨的发明与白晋的相关思想得以公之于世，引起了欧洲科学家的关注。

论文发表之后，莱布尼茨又写了<致德雷蒙先生的信: 论中国哲学>，在其中的一节中他再次谈到二进制与《易经》的关系。他说:

我和尊敬的白晋神父发现了这个帝国的奠基人伏羲的符号的显然是最正确的意义，这些符号是由一些整线和断线组合而成的，……是最简单的，一共有64个图形，包含在名为《易经》的书中。《易经》，也就是变易之书。在伏羲的许多世纪以后，文王和他的儿子周公以及在文王和周公五个世纪以后的著名的孔子，都曾在这64个图形中寻找过哲学的秘密，……这恰恰是二进制算术。这种算术是这位伟大的创造者所掌握而在几千年之后由我发现的。在这个算术中，只有两个符号:0和1。用这两个符号可以写出一切数字。当我把这个算术告诉尊敬的白晋神父时，他一下子就认出来伏羲的符号，因为二者恰恰相符: 阴爻“--”就是0(零)，阳爻“-”就是1。(50)

由此可见，白晋在《易经》传入西方的历史上，在增进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1990年澳门文化司署出版了由戈振东神父(Joaquim A. de Jesus，Guerra，S. J.)翻译的《易经》葡文本。此为该书的封面(连书脊)设计图样。

【注】

(1)樊国梁: 《燕京开敎略》中篇。

(2)黄伯禄: 《正敎奉褒》，页91。

(3)白晋着，赵晨译: 《康熙皇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34。

(4)李刚己辑录: 《敎务纪略》，页2。

(5)白晋着，赵晨译: 《康熙皇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1。

(6)朱静编译: 《洋敎士看中国朝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1-2。

(7)《清圣祖实录》卷283，康熙五十八年二月乙卯。

(8)方豪: 《中西交通史》下册，页868。

(9)白晋着，马绪祥译: 《康熙帝传》，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 《清史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231。

(10)《清世宗实录》卷十四，雍正元年十二月壬戌。

(11)夏大常: 《礼记祭礼泡制》，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本页9，转引自黄一农: <被忽略的声音--介绍中国天主敎敎徒对“礼仪问题”态度的文献>，台湾清华大学学报，1995年6月。

(12)李贽: 《续焚书》卷1，<与友人书>。

(13)《利玛窦全集》卷4，页549。

(14)利玛窦<天主实义>第二篇，载《天学初函》页415-416。

(15)輚引自王漪: 《明清之际中学之西渐》，页103，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

(16)参见许明龙主编: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页183，东方出版社，1993年。

(17)参见George Minamiki，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Loyola University Press，Chicago，1985.

(18)参见林金水: <明清之际士大夫与中西礼仪之争>，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黄一农: <明末清初天主敎的“帝天说”及其所引发的论争>，载台湾《故宫学术季刊》第14卷，第2期，1997年1月。

(19)转引自罗丽达: <一篇有关康熙朝耶稣会士礼仪之争的满文文献>，载《历史档案》1994年第1期。

(20)转引自林金水: <(易经)传入西方考略>，载《文史》第29期，页367。

(21)徐宗泽: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46年版，页132-133。

(22)参见罗丽达: <白晋研究(易经)史事稽考>，载台湾《汉学研究》第15卷，第1期，1997年6月。

(23)方豪: 《中国天主敎史人物传》中册，页281，中华书局，1988年。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册，页460，档案出版社，1984年。

(25)(26)(27)(28)(29)(3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页725；页726；页731；页732；页722；页735。

(31)《庭训格言》，页3。

(32)《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1149，中华书局，1984年。

(33)《清圣祖实录》卷245，康熙五十年三月庚寅朔。

(34)这两部书没有署名。礼亲王昭梿称: “和素者，翻译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栉字句，咸中綮肯，人皆争诵焉。”见《啸亭杂录·续录》卷1，页397，中华书局，1980年版。

(3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页73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36)方豪: 《中国天主敎史人物传》，页282-283，中华书局，1988年。

(37)方豪: 《中西交通史》下册，页1054，岳麓书社，1987年。

(38)《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8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页1171。

(39)梵蒂冈敎廷图书馆Borgia Cinese，317(4)fol22. 转引自韩琦: <白晋的《易经》研究和康熙时代的“西学中源”说>，载台湾《汉学研究》卷16卷，第1期，页195,1998年6月。

(40)(41)(42)方豪: 《中国天主敎人物传》中册，中华书局，1988年，页283；页283；页285。

(43)J. W. Witek: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A Biography of Jean-Foucquet，S. J(1665-1741)Rome，1982，p. 186.

(44)方豪: 《中国天主敎人物传》中册，页285，中华书局，1988年。

(45)王立新: 《美国传敎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页472，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46)梵蒂冈敎廷图书馆Borgia Cinese 317(4)fol.22. 转引自韩琦: <白晋的《易经》研究和康熙时代的“西学中源”说>，载《汉学研究》第16卷，第1期，页193。1998年6月。

(47)韩琦: <白晋的《易经》研究和康熙时代的“西学中源”说>，载《汉学研究》第16卷，第1期，页195。1998年6月。

(48)(49)(美)孟德卫着、张学智译: 《莱布尼兹和儒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39-40；页56-57。

(50)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 《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页151-152，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